原创中国教育新闻网12-11 07:18

摘要: 当一班学生毕业的时候,我要逐个逐个地审量一下:甲够格吗?乙够格吗?丙够格吗……如果答案全是肯定的,我才对自己感到满意;因为我帮助学生总算没有错儿,我对于建国事业也贡献了我的心力。


如果我当教师


文 | 叶圣陶



我现在不当教师。如果当教师的话,我想把以下的话告诉自己,策励自己。这无非“以后种种,譬如今日生”的意旨。“以前种种”是过去了,追不回来的了;惭愧是徒然,悔恨也无补于事;愿它过去吧,像一个不愉快的恶梦一样。



我如果当小学教师,决不将投到学校里来的儿童认作讨厌的小家伙、惹得人心烦的小魔王;无论聪明的、愚蠢的、干净的、肮脏的,我都要称他们为“小朋友”。那不是假意殷勤,仅仅浮在嘴唇边,油腔滑调地喊一声,而是出于忠诚,真心认他们作朋友,真心愿意作他们的朋友的亲切表示。小朋友的长成和进步是我的欢快;小朋友的羸弱和拙钝是我的忧虑。有了欢快,我将永远保持它;有了忧虑,我将设法消除它。对朋友的忠诚,本该如此;不然,我就够不上做他们的朋友,我只好辞职。


我将特别注意,养成小朋友的好习惯。我想“教育”这个词儿,往精深的方面说,一些专家可以写成巨大的著作;可是,往粗浅的方面说,“养成好习惯”一句话也就说明了它的含义。无论怎样好的行为,如果只表演一回两回,而不能终生以之,那是扮戏;无论怎样有价值的知识,如果只挂在口头说说,而不能彻底消化,举一反三,那是语言的游戏;都必须化为习惯,才可以一辈子受用。养成小朋友的好习惯,我将从最细微最切近的事物入手;但硬是要养成,决不马虎了事。譬如门窗的开关,我要教他们轻轻的,“砰”的一声固然要不得,足以扰动人家心思的“咿呀”声也不宜发出;直到他们随时随地开关门窗总是轻轻的,才认为一种好习惯养成了。又如菜蔬的种植,我要教他们当心着意地做,根的入土要多少深,两棵之间的距离要多少宽,灌溉该怎么调节,害虫该怎样防御,这些都得由知识化为实践;直到他们随时随地种植植物总是当心着意的,才认为又一种好习惯养成了。这种好习惯,不仅对于某事物本身是好习惯,更可以推到其他事物方面去。对于开关门窗那样细微的事,尚且不愿意扰动人家的心思,还肯作奸犯科,干那扰动社会安宁的事吗?对于种植菜蔬那样切近的事,既因工夫到家,收到成效,对于其他切近生活的事,抽象的如自然原理的认识,具体的如社会现象的剖析,还肯节省工夫,贪图省事,让它马虎过去吗?



我当然要教小朋友识字读书,可是我不把教识字、教读书认作终极的目的。我要从这方面养成小朋友语言的好习惯。有一派心理学者说,思想是不出声的语言,所以语言的好习惯也就是思想的好习惯。一个词儿,不但使他们知道怎么念,怎么写,更要使他们知道它的含义和限度,该怎样使用它才得当。一句句子,不但使他们知道怎么说,怎么讲,更要使他们知道它的语气和情调,该用在什么场合才合适。一篇故事,不但使他们明白说的什么,更要借此发展他们的意识。一首诗歌,不但使他们明白咏的什么,更要借此培养他们的情绪。教识字、教读书只是手段,养成他们语言的好习惯也就是思想的好习惯,才是终极的目的。


我决不教小朋友像和尚念经一样,把各科课文齐声合唱。这样唱的时候,完全失掉语言之自然,只成为发声部分的机械运动,与理解和感受很少关系。既与理解和感受很少关系,那么,随口唱熟一些文句,又有什么意思?



现当抗战时期,书本的供给很成问题,也许临到开学买不到一本书,可是我决不说“没有书本,怎么能开学呢!”我相信书本是一种工具或凭借,但不是惟一的工具或凭借。许多功课都是不一定要利用书本的;也可以说,文字的书本以外还有非文字的书本,非文字的书本罗列在我们的周围,随时可以取来利用,利用得适当时,比利用文字的书本更为有效,因为其间省略了一段文字的桥梁。公民、社会、自然、劳作,关于这些非文字的书本,真是取之不尽,用之不竭;书铺子里卖不出书,又有什么要紧?只有国语,是非有书本不可的;然而我有黑板和粉笔,小朋友还买得到纸和笔,也就没有什么关系。



小朋友顽皮的时候,或是做功课显得很愚笨的时候,我决不举起手来,在他们身体上打一下。打了一下,那痛的感觉,至多几分钟就消失了;就是打重了,使他们身体上起了红肿,隔一两天也没有痕迹;这似乎并没有多大关系。然而这一下不只是打了他们的身体,同时也打了他们的自尊心;身体上的痛感或红肿,固然不久便会消失,而自尊心所受的损伤,却是永远不会磨灭的。我有什么权利损伤他们的自尊心呢?并且,当我打伤他们的时候,我的面目一定显得很难看,我的举动一定显得很粗暴,如果有一面镜子在前面,也许自己看了也会嫌得可厌。我是一个好好的人,怎么能有这种可厌的表现?我既要作他们的忠诚的朋友,要养成他们的好习惯,又怎么能对着他们有这种可厌的表现?一有这种可厌的表现,以前的努力不将根本白费吗?以后的努力不将不生效果吗?这样想的时候,我的手再也不敢举起来了。他们顽皮和愚笨,总有一个或多个的原由;我根据我的经验,从观察与剖析找出顽皮的缘由,再从缘由上加以对症的治疗,那还会有一个顽皮的愚笨的小朋友在我周围吗?这样想的时候,我即使感情冲动到怒不可遏的程度,也就立刻转到心平气和,再不想用打一下的手段来出气了。



我还要做小朋友的家属的朋友,对他们的亲切与忠诚,和对小朋友一般无二。小朋友在家庭里,时间比在学校里来得多;我要养成他们的好习惯,必须与他们的家属取得一致才行。我要他们往东,家属却要他们往西,我教他们这样,家属却教他们不要这样,他们必将徘徊歧途,而我的心力也就白费。做家属的亲切真诚的朋友,我想并不难;拿出真心来,从行为、言语、态度上表示我要小朋友好,也就是要他们的子女弟妹好;谁不爱自己的子女弟妹,谁还肯故意与我不一致?



我如果当中学教师,决不将我的行业叫做“教书”,犹如我决不将学生入学校的事情叫做“读书”一样。书中称积蓄着古人和今人的经验,固然是学生所需要的;但就学生方面说,重要在消化那些经验成为自身的经验,说成“读书”,便把这个意思抹杀了,好像入学校只须做一些书本上的工夫。因此,说了“教书”,也便把我当教师的意义抹杀了,好像与从前书房里的老先生并没有什么分别。我与从前书房里的老先生,其实是大有分别的。他们只须教学生把书读通,能够去应考、取功名,此外没有他们的事儿了;而我呢,却要使学生能做人、能做事,成为健全的公民。这里我不敢用一个“教”字。因为用了“教”字,便表示我有这么一套完整的本领,双手授予学生的意思;而我的做人做事的本领,能够说已经完整无缺了吗?我能够肯定地说我就是一个标准的健全的公民吗?我比学生,不过年纪长一点,经验多一点罢了;他们要得到他们所需要的经验,我就凭年纪长一点,经验多一点的份儿,指示给他们一些方法,提供给他们一些实例,以免他们在迷茫之中摸索,或是走了许多冤枉道路才达到目的——不过如此而已。所以,若有人问我干什么,我的回答将是“帮助学生得到做人做事的经验”,我决不说“教书”。



我不想把“忠”、“孝”、“仁”、“爱”等等抽象道德向学生的头脑里死灌。我认为这样的办法毫无用处,与教授“蛋白质”、“脂肪质”等名词不会使身体得到营养一样。忠于国、忠于家、忠于朋友、忠于自己的人,他只是顺着习惯之自然,存于内心,发于外面,无不恰如分寸;他绝不想到德目之中有个“忠”字,他要实做那个“忠”字,才这样存心,这样表现。关于“孝”、“仁”、“爱”,也是如此。进一步说,想到了“忠”字而行“忠”,那不一定是“至忠”;想到了“孝”字而行“孝”,那不一定是“纯孝”;因为那是“有所为”,并不是听从良心的第一个命令。为要使学生的存心和表现切合着某种德目,而且切合得纯任自然,毫不勉强,我的办法是:在一件件的事情上,使学生养成好习惯。譬如,当升旗降旗的时候,我自己凝心一志地唱国歌,对国旗行礼,同样使学生也要凝心一志地唱国歌,对国旗行礼;当劝飞机献金的时候,我自己量力地捐一点,同时使学生也要量力地捐一点;当学校里需要人力的时候,譬如举行大扫除或筹备什么会之类,我自己奋力地参加,同时使学生也要奋力地参加;当社会间发生了什么问题的时候,我自己看作切身的事,竭心尽力地图谋最好的解决,同时使学生也要看作切身的事,竭知尽力地图谋取最好的解决;在诸如此类的事情上,养成学生的好习惯,综合起来,他们便实做了“忠”字。为什么我要和他们一样地做呢?第一,我听从良心的第一个命令,本应当“忠”;第二,这样做才算是指示方法、提供实例,对学生尽了帮助他们的责任。



我认为自己是与学生同样的人,我所过的是与学生同样的生活;凡希望学生去实践的,我自己一定实践;凡劝戒学生不要做的,我自己一定不做。譬如,我希望学生整洁、勤快,我一定把自己的仪容、服装、办事室、寝室弄得十分整洁,我处理各种公事私事一定做得十分勤快;我希望学生出言必信、待人以诚,我每说一句话,一定算一句话,我对学生同事,一定掬诚相示,毫不掩饰;我劝戒学生不要抽烟卷,我一定不抽烟卷,决不说“你们抽不得,到了我的年纪才不妨抽”的话;我劝戒学生不要破坏秩序,我一定不破坏秩序,决不做那树党分派、磨擦倾轧的勾当。为什么要如此?无非实做两句老话,叫做“有诸己而后求诸人;无诸己而后非诸人”。必须“有诸己”、“无诸己”,表示出愿望来,吐露出话语来,才有真气、才有力量,人家也易于受感动。如果不能“有诸己”、“无诸己”,表示和吐露的时候,自己先就赧赧然了,哪里还有真气?哪里还有力量?人家看穿了你的矛盾,至多报答你一个会心的微笑罢了,哪里会受你的感动?无论学校里行不行导师制,无论我当不当导师,我都准备如此;因为我的名义是教师,凡负着教师的名义的人,都有帮助学生的责任。



我不想教学生做有名无实的事。设立学生自治会了,组织学艺研究社了,通过了章程,推举了职员,以后就别无下文,与没有那些会社的时候一样;这便是有名无实。创办图书馆了,经营学校园了,一阵高兴之后,图书馆里只有七零八落的几本书,一天工夫没有一两个读者,学校园里蔓草丛生,蛛网处处,找不到一棵像样的菜蔬,看不见一朵有劲的花朵,这便是有名无实。做这种有名无实的事,比不做还要糟糕;如果学生习惯了,终其一生,无论做什么事总是这样有名无实,种种实际事务还有逐渐推进和圆满成功的希望吗?我说比不做还要糟糕,并不是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思,主张不要有那些会社、不要有图书馆、学校园之类的设备。我只是说干那些事必须认真地干,必须名副其实。自治会硬是要“自治”,研究社硬是要“研究”。项目不妨简单,作业不妨浅易,但凡是提了出来的,必须样样实做,一毫也不放松;有了图书馆硬是要去阅读和参考,有了学校园硬是要去管理和灌种,规模不妨狭小,门类不妨稀少,但既已有了这种设备,必须切实利用,每一个机会都不放过。而且,那些决不是一时乘兴的事,既已干了起来,便须一直干下去,与学校同其寿命。如果这学期干得起劲,下学期却烟消云散了;今年名副其实,明年却徒有其名了,这从整段的过程说起来,还是个有名无实,还是不足以养成学生的好习惯。



我无论担任哪一门功课,自然要认清那门功课的目标,如国文科在训练思想,养成语言文字的好习惯;理化科在懂得自然,进而操纵自然之匙。同时,我不忘记各种功课有个总目标,那就是“教育”——造成健全的公民。每种功课犹如车轮上的一根“辐”,许多根辐必须集中在“教育”的“轴”上,才能成为推进国家民族前进的整个轮子。这个观念虽近抽象,可是很关重要。有了这个观念,我才不会自顾自地教自己的功课,而不与别的教师取得联络;有了这个观念,我才不会贪图省事,把功课教得太松太浅,或者过分要好,把功课教得太紧太深。做人做事,原是分不来科目的;比如,一个学生是世代做庄稼的,他帮同父兄做庄稼,你说这该属于公民科、生物科,还是数学科?又如,一位学生出去旅行,他接触了许多的人,访问了许多的古迹,游历了许多的山川城镇,你说这该属于史地科、体育科,还是艺术科?学校里分科,是由于不得已;要会开方小数,不能不懂得加减乘除;知道了唐朝,不能不知道唐朝的前后又是什么朝代;由于这种不得已,才有分科教学的办法。可是,学生现在和将来做人做事,还要与前面所举的帮做庄稼和出外旅行一样,是综合而不可分的;那么,我能只顾分科而不顾综合,只认清自己那门功课的目标而忘记了造成健全公民的那个总目标吗?



我无论担任哪一门功课,决不专做讲解的工作,从跑进教室开始,直到下课铃响,只是念一句讲一句。我想,就是国文课,也得让学生自己试读试讲,求知文章的意义,揣摩文章的法则。因为他们一辈子要读书看报,必须单枪匹马,无所依傍才行。国文教师决不能一辈子伴着他们,给他们读解书报。国文教师的工作:是待他们自己尝试之后,领导他们共同讨论;他们如有错误,给他们纠正;他们如有遗漏,给他们补充;他们不能分析、综合,替他们分析或综合。这样,他们才像学步的幼孩一样,渐渐地能够自己走路,不需要他人搀扶。国文课尚且如此,其他功课可想而知。教师捧着理化课本或史地课本,学生对着理化课本或史地课本,一边是念一句讲一句,一边是看一句听一句;这种情景,如果仔细想一想的话,多么滑稽、多么残酷啊!怎样说滑稽?因为这样之后,任何功课都变做国文课了,而且是教学不得其法的国文课。怎么说残酷?因为学生除了听讲以外再没有工作,这样听讲要连续到四五个钟头,实在是一种难受的刑罚。我说刑罚,决不是夸张;试想我们在什么会场中听人演讲,演讲者的话,如果无多意义,很少趣味,听了十分二十分钟便感觉厌倦了;即使演讲者的话颇有意义,富有趣味,如果延长到两三个钟头,我们也要移动椅子,拖擦鞋底,作希望离座的表示;还由于听讲到底是被动的事情,被动的事情做得太久了,便不免有受了刑罚似的感觉。在听得厌倦了而还是不得不听的时候,最自然的倾向是:外貌表示在那里听而心思并不在听;这当儿,也许是游心外骛,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,也许是什么都不想,像老僧入了禅定。教学生一味听讲,实际上无异于要他们游心外骛或是什么都不想,无异于摧残他们心思活动的机能,岂不是残酷?


我不怕多费学生的心力;我要教他们试读、试讲、试做探讨、试做实习,做许多的工作,比仅仅听讲多得多;我要教他们处于主动的地位。他们没有尝试过的事物,我决不滔滔汩汩地一口气讲给他们听。他们尝试过了,我才讲。可是我并不逐句逐句地讲书,我只是给他们纠正!给他们补充,替他们分析或综合。



我如果当大学教师,还是不将我的行业叫做“教书”。依理说,大学生该比中学生更能够自己看书了;我或是自己编了讲义发给他们,或是采用商务印书馆的《大学丛书》或别的书给他们做课本,他们都可以逐章逐节地看下去,不待我教。如果我跑进教室去,按照着讲义上、课本上所说的复述一遍,直到下课铃响又跑出来,那在我是徒费唇舌,在他们徒费时间,太无聊了;我不想干那样无聊的勾当。我开一门课程,对于那门课程的整个系统或研究方法,至少要有一点儿是我自己的东西,依通常说法就是所谓“心得”,我才敢于跑进教室去,向学生口讲手画。我不但把我的一点儿给与他们,还要训导他们、帮助他们,各自得到他们的一点儿。惟有如此,文化的总和才会越积越多,文化的质地才会今胜于古,明日超过今日。这就不是“教书”了。若有人问我这叫什么,我的回答将是:“帮助学生为学”。



据说以前的拳教师教徒弟,往往藏过一手,不肯尽其所有地拿出来;其意在保持自己的优势,徒弟无论如何高明,总之比我少一手。我不想效学那种拳教师,决不藏过我的一手。我的探讨走的什么途径,我的研究用的什么方法,我将把途径和方法在学生面前尽量公开。那途径即使是我独自开辟的,那方法即使是我独自发现的,我所以能够开辟和发现,也由于种种的“势”,因缘凑合,刚刚给我把捉住了;我又有什么可以矜夸的?我又怎么能自以为独得之秘?我如果看见了冷僻的书,或是收集了难得的材料,我决不讳莫如深,绝不提起,只是偷偷地写我的学术论文。别的人,包括学生在内,倘若得到了那些书或材料,写出学术论文来,不将和我一样的好,或许比我更好吗?将书或材料认为私有的东西,侥幸于自己的“有”,欣幸于别人的“没有”,这实在是一种卑劣心理;我的心理,自问还不至这么卑劣。


我不想用禁遏的办法,板起脸来对学生说,什么思想不许接触,什么书籍不许阅读。不许接触,偏要接触,不许阅读,偏要阅读,这是人之常情,尤其在青年。禁遏终于不能禁遏,何必多此一举?并且,大学里的工夫既是“为学”、既是“研究”,作为研究对象的材料该是越多越好;如果排斥其中的一部分,岂不是舍广博而趋狭小?在化学实验室里,不排斥含有毒性的元素;明知它含有毒性,一样地要教学生加以分析,得到真切的认识。什么思想什么书籍如果认为要不得的话,岂不也可以与含有毒性的元素一样看待,还是要加以研究?学生在研究之中锻炼他们的辨别力和判断力,从而得到结论,凡真是要不得的,他们必将会直指其要不得。这就不禁遏而自禁遏了,其效果比一味禁遏来得切实。



我要做学生的朋友,我要学生做我的朋友。凡是在我班上的学生,我至少要知道他们的性情和习惯,同时也要使他们知道我的性情和习惯。这与我的课程,假定是宋词研究或工程设计,似乎没有关系,可是谁能断言确实没有关系?我不仅仅在教室内与学生见面,当休闲时候也要与他们接触,称心而谈,绝无矜饰,像会见一个知心的老朋友一样。他们如果到我家里来,我决不冷然地问:“你们来做什么?”他们如果有什么疑问,问得深一点儿的时候,我决不摇头说:“你们要懂得这个还早呢!”问得浅一点的时候,我决不带笑地说:“这个还要问吗?我正要考你们呢!”他们听了“你们来做什么”的问话,自己就想,说不出来做什么,以后就再也不来了。他们见到问得深也不好,问得浅也不好,不知道怎样的问才不深不浅正合适,以后就再也不问了。这种拒人千里的语言与态度,对于不相识的人也不应该有,何况对于该是相亲的朋友?


我这是不忘记“教育”那个总目标;无论我教什么课程,总得对那个总目标负责。假定我的课程是宋词研究或工程设计,我决不作如是想:教了宋词研究或工程设计之外,再没有我的事儿了,我不妨纵情任意,或去嫖妓,或去赌博,或作其他不正当的事。我要勉为健全的公民,本来不该做这些事;我要作为合格的大学教授,尤其不该做这些事。一个教宋词研究与工程设计的教师,他的行为如果不正当的话,其给与学生的影响虽是无形的,却是深刻的;我不能不估计它的深刻程度。我无法教学生一定要敬重我,因为敬重不敬重,在学生方面而不在我的方面;可是我总得在课程方面同时在行为方面,尽力取得他们的敬重,因为我是他们的教师。取得他们的敬重,并不为满足我的虚荣心,只因为如此才证明我对课程同时对那个总目标负了责。



无论当小学、中学或大学的教师,我要时时记着,在我面前的学生都是准备参加建国事业的人。建国事业有大有小,但样样都是必需的;在必需这个条件上,大事业小事业彼此平等。而要建国成功,必须使参加建设各种事业的人个个够格。因此,当一班学生毕业的时候,我要逐个逐个地审量一下:甲够格吗?乙够格吗?丙够格吗……如果答案全是肯定的,我才对自己感到满意;因为我帮助学生总算没有错儿,我对于建国事业也贡献了我的心力。


原载《教育通讯》第4卷第32、33期合刊

本文节选自《叶圣陶教育名篇》,教育科学出版社,2013年版


文章来源:章黄国学

本期编辑:彭诗韵